我们在学习王羲之行草书时，一般会选择《兰亭序》《圣教序》或是其他的书信手札，但这些作品要么真伪难辨，要么集字而成，要么篇幅太多，要么存在技法上的瑕疵，不适合长期学习。而有一部法帖，弥补了以上的诸多不足，它便是《澄清堂帖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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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澄清堂帖》是南唐后主李煜编修而成，他将王羲之60件真迹合为一卷，真实性上比《兰亭序》更胜一筹，章法、气息上比《圣教序》更自然，而全文2000余字，远多于书信手札，可以满足我们长期学习的需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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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记载，李煜命臣子遍寻唐代宫廷流失的王羲之真迹，总共找到了100余件，经过他的鉴定、挑选，最终选出了这60件。此作原本名为《王羲之法帖卷》。后来，南唐被灭，此作被收进北宋宫廷，进一步精裱。宋太宗时编修《淳化阁帖》，第六七八三卷“王羲之法书”，正是以这部作品为母本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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淳化年间，此作下落不明，失传已有1000多年，只有拓本存世。到了南宋时期，施宿得到了此作的拓本，精心修复并以书斋命名，这便是《澄清堂帖》的来历。《澄清堂帖》传世拓本较多，宋拓、明拓皆有，而原拓本无疑是价值最高、最接近原版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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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澄清堂帖》原拓现藏于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，是“北山堂十宝”之一。此作在书法史上的地位极高，尤其是在“王羲之笔法”的传承中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，王文治认为正是因为有它，羲之笔法才得以保留：“毫芒飞动，使转纵横，晋人神韵，赖此以传。《大观》虽工致过之，精气弗及也。此种宋刻宋拓之右军书，真世间稀有之宝！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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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绍基更是盛赞：“于淳化、大观、绛、潭、太清楼诸拓为远胜也。”《澄清堂帖》为白纸镶边剪方裱本，麻纸乌墨拓，共43折、86页，只算正文为82页，每页纵约34.5厘米、横约20厘米，总长度超过了16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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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同为丛帖的《淳化阁》《大观》《绛帖》相比，《澄清堂帖》保留了笔尖斜切入纸的“侧锋痕迹”，通过“留刀不刻”的技法，呈现出墨色由浓转淡的自然过渡，原作中的枯笔飞白得到精准体现。《澄清堂帖》聚焦王羲之信札真迹，更能体现书写本质，清代叶昌炽指出：“施氏刻帖，不取奇诡之迹，得右军笔法三昧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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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澄清堂帖》特意保留了王羲之修改痕迹，相较之下，《淳化阁帖》为追求“完美法度”，将修改痕迹尽数磨去，反失自然之趣。王澍指出：“澄清堂所刻右军诸帖，笔笔从墨迹中来，视淳化、绛帖，真有霄壤之别。”翁方纲也说“锋棱毕露而神理自足，非唐宋以下刻工所能达见”。有“下真迹一等”的价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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